王渭林：华山论电视
作者:西马 日期:2006-08-01
王渭林：华山论电视
王渭林：江西婺源人，1957年9月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任陕西电视台副台长、高级记者，北京广播学院硕士生导师。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常务理事、全国电视法制节目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电视文艺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电视农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理事、陕西电视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在陕西电视台新闻部、国际部、社会部工作期间，作品多次获全国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其中纪录片《最后栖息地的朱鹩》还荣获第二届世界野生生物电影节7项奖中的环境保护奖，亚洲、大洋洲地域奖，地球奖三项大奖。1997年荣获陕西省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2001年荣获陕西省“德艺双馨”十佳电视艺术家称号。2002年荣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成功策划了“金庸华山论剑”大型电视系列节目，该活动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电视新闻社教节目一等奖，第2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文艺专题优秀奖和最佳导演奖，并被多家媒体推举为《新周刊》2003最佳中国电视秀的候选榜。打破20多年的既有模式成功创意并策划了2004年陕西电视台春节特别节目《朝阳行动2004》，受到观众、领导、传媒研究专家的充分肯定，被认为是打破“春晚”既有模式的可贵而有益的探索。发表多篇学术文章，主编《交锋人文》、《开坛》等电视人文谈话节目系列丛书。 孔子说过：“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与泰山遥遥对峙的西岳华山自古有一条道之说，每每登及峰顶，想到万千世界，似有感悟。现在和陕西电视台副台长、高级编辑王渭林一席深谈后，他的话语把我引入了更深入的思考：市场经济中的文化生产存在着“两只手”，一只手是经济利益驱动，另一只手是人文价值提升。只用前一只手“化”而无“文”；只用后一只手则是“文”而难“化”。力求寻找到这两只手的最佳合力，才能在艺术与市场的结合上、人文与娱乐的协调上探索出规律性的理念和操作方式。 本质是对受众注意力资源的竞争 记者：您怎么看待当今中国电视媒体竞争环境？陕西台在这种竞争环境中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王渭林：《新周刊》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做电视主题，连续五次开出“中国电视节目榜”。从第一期的“砸烂电视”、第二期的“弱智的中国电视”到2003年的“电视红皮书”。《新周刊》对中国电视业的发展是很有促进作用的，它促使我们电视从业者和创作者思考中国的电视到底该有什么样的品格。在这几年的盘点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中国电视发展的轨迹，虽然同质同构、互相克隆仍是较普遍，但一些电视台已开始着意自身的定位策略并打造精品栏目。2000年对中国电视发展格局的总结是“一个西瓜（央视）、两只苹果（湖南卫视和凤凰卫视）和一堆芝麻（长不大的地方台）”。2003年有了“五星上将”(凤凰卫视、东方卫视、湖南卫视、北京卫视、安徽卫视)，央视仍具有绝对优势，而各级卫视和地方台的节目同质同构现象相对还比较严重。电视现在频道这么多，样式这么多，它的投入又这么大，各个电视媒体都想抢占自己的制高点，都想有自己的发展空间，这个空间怎样占领？在自己的现有财力下，怎样来提升？这都是需要大家思考的问题。一个中等城市的居民一般都能收看到三四十个电视频道。而受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受众经常关注的频道平均一人只有5~7个。所以电视媒体要经营自己的市场，打造自己的品牌形象和精品栏目，市场竞争的本质是一场对受众注意力资源的竞争。 陕西卫视是最后一批上星的省级台之一，全国观众资源少，地域经济不发达，在省级卫视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但陕西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十三朝古都，再加上陕西的高校众多、受众人文历史知识储备丰富。但是回过头来说，历史文化资源是静态的，它和当下生活是隔着一层膜的，要利用它必须要有激活它的现代时尚元素，找到它和当下生活的关联性。 记者：2003年10月份，陕西台大型直播活动《金庸华山论剑》被多家媒体报道，还是《新周刊》2003年度电视秀的提名候选，这次活动是否就是这种激活历史文化资源的成功尝试？ 王渭林：说起华山，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宣传陕西的历史文化和风景名胜，我们曾邀请了全国几十家兄弟电视台到华山来拍摄风光宣传片，在各地电视台播出，但是反响平平，华山的知名度和旅游收入并没有明显改观。而金庸先生，是全球第一畅销书作家之一，拥有三亿读者，金庸武侠作品影视剧观众更是不计其数，他的13部小说每部均有十数个版本。其中有多部以华山为江湖背景，而金庸本人一生从未涉足华山。在此，他就成了激活华山的现代时尚元素。 记者：您在2001年的首届西部广播电视高级论坛上就提到媒体的竞争是对受众注意力资源的竞争，这次直播活动确实被多家媒体连续关注，一段时间内吸引了很多人的视线。 王渭林：现在是信息多元的时代，信息爆炸，信息过剩。你看，一份几十页的报纸，很多人都是选择其中感兴趣的某个版面去看，比如体育、娱乐，充其量也就几页。你要引起大家的注意，首先就要有独到的创意。陕西台的大型人文类谈话节目《开坛》从2002年就开始追踪金庸先生，直到2003年7月，我们得知先生前往杭州，专程派人赴杭州，面陈陕西电视台的盛情邀请，得到了金庸先生的同意。并且我们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搜集了各方建议，形成了详细完整的策划方案。在金庸作品和华山之间、金庸的人生和作品之间、金庸作品和影视剧之间可以展开古与今、真与幻、雅与俗的多重比照空间。我们把金庸先生的西行设计成了包括华山论剑、法门说禅、碑林谈艺、金庸侠旅关中道在内的三点一线的整体文化活动，作为《开坛》的特别节目。活动设计成以文化论辩为内涵，以娱乐手段为包装，以雅俗共赏为最高审美追求，以雅俗分赏为最低心理底线。并且，我们还设计了海选运作计划，联合几家地处东西南北中的媒体在全国进行选拔“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造势预热活动，在网上征集话题，在活动的策划阶段就吸引人们开始关注。 此外，你的策划再有价值，仅靠自己的单打独斗也难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尽管金庸是激活华山的现代元素，尽管他有三亿读者，把他请来是很大的卖点，但仅凭我们自己的平台还不够。我们邀请了多家媒体，台湾东森电视台、台湾TVBS在海外播出，搜狐网进行网络同步直播，《华商报》、《北京娱乐信报》、《上海青年报》、《成都商报》、《潇湘晨报》作为协作媒体，另外还有《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很多很有影响力的纸媒体共同参加我们的直播。华山论剑直播时，光是在华山现场参与报道的媒体就有79家，活动结束后我们委托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追踪华山论剑后十天之内的全球华文媒体的报道，国图追踪了179家华文媒体，全都报道了这次活动。我们估算了一下，大约有400多万字，200多个版面，如果要花钱来买版面的话，用内地中等省份报纸的价格来算，大概超过3000万。当然整合媒体资源的前提是你的创意要能给被整合进来的媒体带来注意力经济，给他们带来实际的效益，这样才能形成共赢。这次活动还为我们带来400万元的广告收入，华山的旅游收入也比往年同期有大幅度的增加。这次活动取得了多赢的效果，是陕西电视台超常规思维、超常规制作的新的突破，是我们激活历史文化资源的一种有益尝试，积累了在自身媒介平台上进行资源配置的经验：旅游宣传的需求、名人效应的发挥、媒体资源的整合、社会资金的配置都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有机整合，积累经验的过程同时酝酿了平台本身的改革和构建的动力。 记者：金庸华山论剑》、《中华大祭祖》、《朝阳行动·2004》等几个大型直播活动确实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包括海外观众的注意，扩大了陕西台的知名度。但是，陕西台的常态节目在受众并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您怎么看待非常态节目和常态节目的关系？ 王渭林：华山论剑》等直播节目毕竟是非常态节目，我们要调集全台各个部门的精兵强将高强度地工作、配合演练，还要利用和创造各种外围环境，整合各种资源。并且我们的直播经验还不是很丰富，像凤凰卫视的直播已经常态化了，他们直播像过日子，我们直播像过节，我们毕竟要考虑地处西部，经济条件相对比较落后的实际情况，从成本核算的角度考虑，常态节目不可能都投入这样的精力和资金。常态节目的发展需要三个必要条件：资源、资金、人才。资源是因地制宜的，资金的积累是要受制于体制和地域因素的，人才的储备和成长也和平台本身的发展空间相关联。这几个因素的良性组合需要外部环境的发展和自身不断的完善，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用有限的力量打造一部分栏目是有把握的，但是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太长会分散人力、物力、财力，这也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现在采取的第一步就是瘦身计划，从全台53个自办栏目中拿掉12个，也就是20%，剩下的就是分层次精办一批，重点保障一批：比如我们的大型人文谈话节目《开坛》，为当地老百姓关注的新闻评论节目《今日点击》，在西部几个省区有固定收视群的戏曲节目《秦之声》，在西安及周边地区有较大影响和较高收视率的《都市快报》。然后是保留一批以观后效，最后是合并一批。这样的话我们能相对集中我们的优势人财物力办好一些有价值的栏目，提供给老百姓看。先有第一步瘦身计划，强身健体，把内功先练好，为进一步改制做一个铺垫。 按照个人的需求“点播”“翻阅”电视 记者：《开坛》以倡导人文精神为宗旨，在全国谈话栏目中定位独特，也是陕西台的品牌栏目，当初开办这个栏目的动机是什么？ 王渭林：电视包括很多功能，包括信息功能、教化功能、娱乐功能，但是这些功能目前基本上被低俗的娱乐浪潮所淹没。应该说，娱乐本身是一种保守但却积极的促进社会稳定的节目样态，是一个社会成熟、稳定、有序的文化表征。但是通俗并不等于庸俗、媚俗、滥俗甚至恶俗。充斥屏幕的戏说、清宫、明星的绯闻隐私消解着社会的主流话语，颠覆着理性化的价值判断。已经有这么多娱乐充斥屏幕了，难道不能给人文知识分子一个发表见解的空间吗？人文知识分子和热爱人文精神的受众需要这样一个空间。就像陈忠实先生说的，中国13亿人结构太复杂，单是文化人这个层面，按城市的白领来算，为数已经不少，相当于欧洲中等国家一个国家的人数。对于这些人的诉求，媒体绝不可以轻视更不应该放弃。我们以“人文精神的张扬之地，知识才俊的精神大餐”为栏目的理念，邀请了热爱人文精神的思想文化学者、艺术家走进《开坛》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记者：但是以学者为主的谈话节目，往往会走向学术化和高端化，这是不是《开坛》叫好不叫座的原因？ 王渭林：我们陕西台去年底举办的电视人文谈话节目生存与发展高级论坛上，很多专家学者就提到人文节目不等于文人节目。人文谈话，并非一些文人聚集在一起展开一番经院式的论道，并非只是谈论一些只有学术界文化界感兴趣的话题。过去节目借助嘉宾的名人效应，并且偏重于嘉宾个人的人生体验和感悟。现在我们在价值取向上要改变过于形而上的文人情怀，把人文作为一种视角，把关注国计民生、关怀人作为核心的出发点和目的，将名人效应和具有社会关注度的平民话题相结合，用精英思维解决平民话题，拉近精英和大众的距离。概括说来就是要贯彻这样的理念：人文话语的传媒化、精英话语的平民化、传统话语的当下化。 从节目形式来说，也有人提出节目的形式比较单一。刚开始设计时，对多种电视元素的运用是进行充分设计的，但是由于一开始广告不到位、经费缺乏而没有完全落实，现在更多地运用观众随机采访、VTR短片等形式丰富表现元素。 记者：《开坛》怎么改变广告投放不理想的现状呢？ 王渭林：其实《开坛》现在的广告投放已经有了不错的效益，但是我认为在整个中国目前高端电视节目的赢利模式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途径。就连央视都将《读书时间》这样的节目撤出了主频道。《南方周末》对此发表了“读书没有时间”的评论文章，可见舆论高度关注。可是电视不同于报纸杂志，如何赢利是面向市场无法回避的课题，我曾经对德国贝塔斯曼的电视读书节目很感兴趣。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电视读书节目。它的赢利模式是“观众—书友会—读书俱乐部—电视读书节目”形成的良性循环，而我们目前还没一家电视媒体能做到。体制、资源、资本、观念都是摆在媒体和观众之间尚难逾越的障碍。但是我们似乎也看到了一线曙光，这就是付费电视。《实话实说》最近做过一期探讨该不该开办付费电视的节目，我正好看到了，题目就叫“给我一个付费的理由”。第一个发言的观众就说到，他很喜欢看陕西电视台一个叫《开坛》的谈话节目，但是节目都是在晚间11点播出，因为经常出差和应酬不能每期看到，非常遗憾，像这样的节目，他就非常愿意通过付费电视的方式收看。这让我们看到了曙光，也很受鼓舞。的确，付费电视通过机顶盒的点播功能，最大程度地克服了电视线性传播、转瞬即逝的缺点。我们可以随时像看报纸一样按照个人的需求“点播”“翻阅”电视。 记者：《开坛》在电视媒体泛娱乐化背景下产生，您是否认为娱乐和人文之间存在着矛盾？ 王渭林：在当今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宏大叙事”理性思考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异：私语化、身体写作成为了文学的新潮流；行为艺术后现代成为了美术界追捧的洋时尚；“无厘头”戏说风成了影视作品的主流。颠覆传统、消解经典成为了市场畅销、屡试不爽的法宝。有人说娱乐中就有人文，这我不否认，有人说娱乐来包装人文，这我也同意，但很多包装让人觉得太庸俗和媚俗，娱乐本身有愉悦身心、缓解压力的作用，但娱乐不能走向低俗和媚俗，不能只为了迎合，仅是停留在表层的感官享受和情绪的宣泄中。大部分娱乐节目往往是“三高一低”：门槛高、成本高、收视率高、社会评价低。传媒是社会文化信息的传播载体，它有责任保证信息传播的真实性与时效性，客观性与公正性，丰富性与多元性，消遣性与娱乐性。同时它又承载着社会的良知与理性，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所以媒体应该始终保持一份独立、清醒、反思、批判的自觉，否则会造成人文生态环境的不平衡。我们始终不甘心中国的电视就是这样低俗，就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克隆别人的娱乐浪潮，老百姓真的就满意这样的东西，收视率就是惟一的衡量指标吗？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挤压和商业利润的诱惑下，传媒不能丧失自己的责任和真诚。生存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是要再追问一句，生存是为了什么？有人回答当然是为了发展。但是如何发展？向哪里发展？这就涉及终极目标，似乎太形而上了。面对转型期的社会，面对人欲、物欲，这些想法也许太“堂·吉诃德”了。但是作为媒体，你无法逃避。套一句时髦话语“以人为本”，但是人本何在？ 当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袭来的时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了。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就越要保持文化的多元化、政治的多极化。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族文化做基础，多极化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计划经济带来的巨大思维惯性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的步伐。而媒体作为信息时代的思想载体，应当负载起传播先进文化的多重功能。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的基础，广泛而深刻地左右着文化建设的实力、规模、方式、运行机制甚至是价值取向。但是对文化建设而言，市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本质上不只是对现行社会的肯定和支撑，而是还包括对现行社会的评价和批判，它不仅包含着社会“是什么”的价值支撑，而且也蕴含着社会“应如何”的价值理念。 记者：那么，您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进的文化生产应该遵循什么规律呢？ 王渭林：市场经济沟通了民众与文化，催生了个性化、时尚化的写作和制作，催生了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只要引导得法、得体、得当，就没有必要疑虑重重、心惊肉跳，反而可以使受众在消遣、娱乐、审美之余，涵养情趣，提升精神，养成宽松健全的心态。同时，市场又打破了文化层面的严格界限，开拓了民间智慧的丰富源泉。如果能和知识分子的博雅、智慧相结合，是应该能够产生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上乘影视作品和节目的。 但是我们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逻辑和市场逻辑在起点和追求目标上并非同一套逻辑。文化在本质上追求的是人文价值和精神创造，市场经济这驾马车却是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它既深又广地将文化产品商品化了。因此，市场经济中的文化生产存在着“两只手”，一只手是经济利益驱动，另一只手是人文价值提升。只用前一只手“化”而无“文”；只用后一只手则是“文”而难“化”。力求寻找到这两只手的最佳合力，才能在艺术与市场的结合上，人文与娱乐的协调上探索出规律性的理念和操作方式。 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记者：从您的履历和同事对您的评价中，我了解到，您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在社会转型期，人文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心态？ 王渭林：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文化转型，而文化的转型结束了知识界、思想界精英文化诉求的统一格局。改革开放初期主动与五四时期衔接的文化启蒙思潮出现了历史性的断裂，知识界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开始“集体失语”，开始怀疑自身的价值观与现代化的某种对立，开始怀疑自身的知识结构与市场经济的错位与脱节，开始怀疑自身话语权丧失的得失利弊，甚至开始怀疑自身存在的价值。有三个方面的标志体现着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焦虑。第一是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他们更愿意成为现代知识体制中的学者或者是某一知识领域里的专家。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以极大的诱惑力使大批学者放弃公共关怀、人文关怀从而成为丧失价值理性的技术性专家。第二是知识分子的彻底边缘化。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始终处在社会的话语中心，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其实那时一波一波的政治浪潮都是因知识分子而起，只不过他们是以受虐（被批判）的方式被强制性地“卷在”社会的主流之中罢了。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对此有一句感同身受的精辟话语：“就知识分子而言，受迫害比受漠视更好受。”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多元化，政治与意识形态第一次不再占据社会的中心，经济成了中心问题。这时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地边缘化了。这对自古以来就处在社会中心的臧否人物、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来说真的是找不到“北”了。第三就是传统知识分子被新生代们的“后现代”彻底颠覆了。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是一整套共同的元话语，在中国古代就有宋代思想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古宣言。这种为士大夫的使命的定位历经千载，其核心价值几乎没能发生任何变化，只不过话语方式与时俱进了，比如像“革命”、“信仰”、“人生”这些“宏大叙事”。但是这些在后现代的解构、破碎的语境中显得是那样得苍白无力，那样得“堂·吉诃德”。 记者：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作为一位成功的电视人，也是一位公共领域的建设者和维护者。您认为知识分子究竟在公众生活中具有什么价值？ 王渭林：曾几何时，古巴的切·格瓦拉是一代中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偶像，然而当我们今天再次将切·格瓦拉搬上中国舞台时，年轻的观众是喝着可乐、嚼着香口胶，T恤前胸印的是格瓦拉，后背上嵌的是麦当娜，他们对格瓦拉的精神有钦佩、有质疑、有迷惑但更多的是消遣。连美国的雅各比都感伤地哀叹：“‘知识分子’消逝了”。他是在看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的青年一代对公共话题不感兴趣，更对在公众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屑一顾，才如此哀叹的。在法国，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后“知识分子”从街垒遁入大学校园，福柯也悲哀地宣布“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个领域内忙碌的“专家们”。然而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进入大学校园通过手中掌握的专业知识成为当代社会的“职业管理者”是当代社会所出现的知识分子的转型。这不仅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消失，而是预示了知识分子的未来和一个新阶层的兴起。 分歧的焦点在于：作为价值体现的社会存在，知识分子到底是知识人还是道德人？在世纪之交的90年代末，有不少知识分子站在传统的意义上，强调知识分子的道德功能，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就应当作为一个良知的存在。他们时常以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为标榜，更多地强调知识分子的耻辱感、使命感。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缺少的不是一种道德，而是一种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定位在超越所有工具理性知识方面的先知、先锋的格局上。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当一个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来发言的时候，你背后的依据是什么？你的知识背景，你的专业程度，你的权威性到底建立在哪里？知识分子话语背后所谓的合法性依据当然需要道德的支撑，但却千万不能完全建构在道德自我肯定的意义之上。我们没有任何历史规律和经验理由来证明知识分子比其他人更具有道德的优先性，反过来我们倒是时常可以找到一些相反的例子。鲁迅先生带有自惭和自我批判的“差点榨出皮袍下面的‘小’来”已成为几代人的教科书和经典。其实道德首先不是一种话语，而是一种实践。道德不仅是以一种话语和文字来作为载体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一种实践的人格的方式来昭示天下的。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让我们感动，就在于那些十二月党人以及他们的妻子们面对专制压迫时，他们宁可选择集体流放，为整个民族提供了人格表率。 记者：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您认为怎样体现自身的价值呢？ 王渭林：被称为“感动中国”的女教授刘姝威，正是以她那不畏权势威逼、金钱利诱、恶势力恐吓的胆识人格，为了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为了上市公司和股市的公信和规范，以她弱小单薄的身躯和敢做敢为的道德实践以及无可辩驳的专业知识，捅破了在整个国家最强势的媒体整年高密度做广告、瞒天过海的“蓝田神话”。作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推委会委员的金庸先生力荐刘姝威教授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称她是现代社会的“侠”。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不缺少所谓“德性”的东西，特别是道德话语，但就是缺少那种真正可靠的专业知识。 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知识分子在对社会公共问题发表意见时，首先他应该是专家，他在社会领域的某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知识权威性，就像“非典”肆虐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面对来自更高权威做出的错误结论，他用强大的专业知识支撑坚持否定“衣原体”的说法。面对大众媒体的追问，他毅然回答出“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坚守真理和良知，坚持抢救每一位患者的生命，这就是政治”，朴素无华但却是掷地有声的话语。当然并不是说只有专家权威才有话语权，非专家权威就没有话语资格。但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你总应当具备若干专业知识才有话语权威。其他社会阶层也能发言，他们往往是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参与社会公共事物的，但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个人也许与这一公共问题没有丝毫的利益关联，但他必须从公共立场出发，依据自身超越性的知识背景，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在于，当他对公共问题发言时，不能以自己个体或某个群体的利益为需求，而是应当从知识的良知和理性出发，做出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伊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对专业知识分子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但是他所说的专业知识分子，其实是指那种完全失去公共关怀，只是把专业作为谋生稻草，而一离开狭窄的专业领域就显出惊人无知的工具理性专家。其实萨伊德恰恰忽视了他自身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正是在专业领域内的知识研究为他在社会公共问题的阐释上带来了话语权威依托（萨伊德是研究欧美文学的专家）。也就是说，具有专业知识对于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实际上也提供了自己对公共关怀发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依据。 成越洋 2004年9月采访于陕西电视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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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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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卢晓华[实习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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